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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市委书记升任副省级,有一个共同特点

时间:2018-1-24 13:11:37  作者:  来源:  浏览:522  评论:0
内容摘要:今天要说的,是本轮人事调整中的特殊群体——市委书记。1月23日,海南省三沙市委原书记田湘利调任福建省副省长。政知见注意到,近期由地市一把手升任副省长的情况不少,田湘利只是最新的一例。从去年12月至今,至少有16位市委书记职务出现调动,其中12人是这种情况,并且跨省交流特点明显,1...
今天要说的,是本轮人事调整中的特殊群体——市委书记。 1月23日,海南省三沙市委原书记田湘利调任福建省副省长。政知见注意到,近期由地市一把手升任副省长的情况不少,田湘利只是最新的一例。从去年12月至今,至少有16位市委书记职务出现调动,其中12人是这种情况,并且跨省交流特点明显,11人是出省任职。 从年纪看,这些人正是省部级里年富力强的一群,16位市委书记都是“60后”,最年轻的是江苏新晋副省长郭元强(51岁)。不仅如此,16人中还有3人曾在仕途中挑担过“救火队长”的角色。 16位履新的市委书记 先来看一看16位履新的市委书记是谁? 当然,随着职务调整,他们更合适被称为市委原书记。 这些人中,目前仅杜和平职务尚未确定,不过从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来看,这位书记也是离开熟悉的为官之地来到新的省份。公开履历显示,四川苍溪人杜和平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重庆工作,调任重庆市万州区委书记才半年,他又迎来新的调整。由南到北,这位新晋副省级干部面临的第一关可能是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 3个救火队长 上述16人中,有3位较为特殊——从珠海市委书记提任江苏省副省长的郭元强,从四川省资阳市委书记提任安徽副省长的周喜安和从天津市红桥区区委书记提任山西省副省长的曲孝丽(女)。 没错,这些人就是政知见前面提到的“救火队长”。 先来说郭元强。 1966年5月出生的郭元强,今年51岁,是这16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任珠海市委书记是在2016年3月,当时是从广东省商务厅厅长位子上调过去的,他到珠海是因为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在任上被查。 2016年3月23日,中央纪委消息,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李嘉落马。“双开”通报称李嘉“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进行非组织活动”“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顶风违纪”“篡改本人档案并向组织提供虚假说明,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今年1月12日,李嘉案一审宣判,李嘉因受贿罪获刑13年。1月23日,当年的救火队长郭元强也有了新消息——调到江苏省任副省长。 再来说周喜安。 周喜安是这16位书记中唯一一个从中央“空降”下去的。他长期在国家部委工作。2010年,中组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时任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司长的周喜安在列,他到了四川任巴中市长。 2014年11月,此前坊间著名的“美女市委书记”——资阳市委书记李佳落马,李佳是四川官场的名人,据媒体披露,魏宏、李崇禧等四川落马高官都被曝与她有交集,另外,长期插手四川事务的周永康,跟她也有来往。 李佳落马后,资阳塌方式腐败曾引发关注,而之后前去救火的,就是周喜安。2018年1月,在资阳呆了3年的周喜安迎来了新职务。 还有一个人是曲孝丽。 她任天津市红桥区区委书记刚满1年(2016年12月至2018年1月),是从天津市民政局局长的位子上调过去的,她也是一名救火队长。她到任时,原区委书记张泉芬落马,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张泉芬,系黄兴国圈里人。 输送副省长的重庆万州 重庆市万州区也比较特别。 在本轮人事调整中,他的前后两位区长都被外调,王显刚(2015年4月至2017年6月兼任区委书记)到云南任副省长,而杜和平(2017年6月任区委书记)则到了黑龙江,最新的消息是,他在黑龙江当选了省人大代表。 杜和平走了之后,接任万州区委书记的,也是位市委书记——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玉林市委书记莫恭明。 来看万州区,其官网是如此介绍的:万州地处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心,是全市人口最多、移民任务最重、城市体量最大、管理单元最多的区县。2016年的数据显示,万州区地区生产总值897.39亿元,在重庆市区县中排名第四。 政知见注意到,从2000年至今的18年,重庆市万州区先后迎来6位区委书记——聂卫国、马正其、吴政隆、徐海荣、王显刚和杜和平,这6人任区委书记时都是重庆市委常委。其中,杜和平的履职时间最短,2017年6月接任至此次离开,刚刚半年。 目前6人都已离开重庆任职。其中,2人在京任职——聂卫国和马正其,前者是国务院三峡办主任,后者是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此外,吴政隆是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徐海荣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 类似王显刚和杜和平这两任书记同月履新的,万州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 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玉林市委书记莫恭明履新万州区区委书记,而同样在本月履新的,还有一人——金湘军,他在1月履新天津副市长,金湘军曾在2009年至2014年担任玉林市委书记。 多说一句,金湘军后来改任防城港市委书记,时任玉林市长的王凯接班,王凯在2017年3月履新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0人首次离开长期履职省份 从地域上来讲,本轮人事调整中的一个特点是,多人是第一次离开长期履职的省份赴外地历练,在市委书记的调整层面上也不例外。 政知见注意到,上述16人中共有10人属于此类—— 这10人中,半数人在此次调整之前,属于本地人在本地读书、本地任职,出生以来人生轨迹都在当地。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一点,政知君还注意到,其中至少4人在1年内就有两次职务调整。 比如曲孝利2016年12月履新天津市红桥区委书记,1年后就到了山西省任副省长;莫恭明2017年3月履新广西玉林市委书记,6月跻身党委常委,不到1年就到了重庆;还有田湘利,他去年5月履新三沙市委书记,不到1年后便履新福建省副省长。 而职位还未最终确定的杜和平,他在2017年5月跻身重庆常委班子,6月由重庆市江北区区委书记转任万州区区委书记,履职半年后,他调任黑龙江。 还有任职更短者。 今年1月,浙江省台州市委书记王昌荣履新浙江省政法委书记,他接棒的是进京的徐加爱,徐进京前,在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履职2个月。       日前,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政法系统工作人员要养成在新媒体监督下执法办案的习惯,“不再满足于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更注重沟通和引导”,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 新媒体发展已然无法回避,此番政法工作会议对执法、司法机关提出适应新媒体监督的新要求,特别提出不再满足于“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的传统工作思路,可视为在已经无可避免的新媒体大潮中,社会公共治理从被动迎合、机械运用开始向全身投入转变。 “既要提升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要养成在新媒体监督下执法办案的习惯,增强利用新媒体做好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建设良好的公共关系”,政法工作首先是国家机关执法和司法权柄的具体落地,但这个落地过程是否符合现代程序要求和法治精神,则考验一个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和推动法治进程的决心。“养成……习惯”的句式表达,首先重申和强调了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现代政治伦理,而习惯的养成更多是一项被动约束的过程,违背公众对于新媒体状态下权力应有的期待,必然要遭遇包括但不限于信任危机的多元惩罚,代价可能会很沉重,此前也有沉痛教训。 对于新媒体生活状态的适应,公众可能事实上已经走在了有关部门的前面,社会成员在新媒体时代的生活状态,更强的权利意识必然要求公共权力的行使有更好的分寸感和规则性。更何况符合法定程序要求的任何一项执法活动,并不应该畏惧太阳光的直射,权力运行的新媒体习惯更是一种坦然接受监督的习惯,这本身并非新媒体时代提出的额外要求。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对传统称呼中的“公检法”提出一体的规范化约束,契合正在进行的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也对法检部门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处理的常态纷争、需要摆正的司法观念提出了最基本要求。舆论监督从来都不是负能量,对新媒体环境中的公民权利诉求更不能再有敌视和抗拒的对待,这当然不仅是解决所谓“门难进、脸难看”等枝节态度问题,更应当下决心彻底走出权力行使的某种“舒适区”——监督可能会让权力不舒服,但也让权力更持久、更有威严。 新媒体监督与此前常常提到的媒体监督可能有质的差别,但权力应当接受监督的实质并未变化,媒体监督在互联网时代初期可能只是媒体机构代社会成员行使约束公权力的使命,而新媒体的出现则让公众对于权力的真实运行状态提出更直接、更有触感的普遍化要求。政法权力的运行与社会成员的一般生活无法分割,包括线下的任何一场普通诉讼、任何一次警民接触在内,新媒体的表达无处不在,权利救济和伸张亦无处不在。新媒体状态下的政法工作,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微博互动、庭审直播和公众号推广的模式范畴,而在不经意间就进入到公民权利觉醒的技术赋能时代。 全身投入和开始习惯在新媒体监督下执法,首先需要回到权力的传统生存模式下,监督本来和应有的模样。比如刑事诉讼中侦控审的关系,它应该是制度化的对抗而非兄弟单位的妥协,比如行政执法过程中强制力启动所需要的程序和强度该是什么样。让制度化监督从文本落到现实,正是新媒体状态中权力所应有的生存和适应之道。新媒体不仅是一项崭新的传播方式、平台和思路,更是一项全民都无法置身事外的生活方式变革,政法系统从执法到司法,其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无论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是公共治理的迭代升级,对新媒体状态下权力运行的方式和姿态都需要做更加全面彻底的调整。               进入地方两会时间,人事任免的消息变得密集起来。一些看似零散的现象背后,其实包含着很深的内涵,颇值得解读和思考。 首先是省政协主席这一职务出现了较大范围的跨省动向。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调任安徽省政协党组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时调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这意味着,湖北、安徽这两个邻近省份,大概率会出现政协主席对调的现象。这是比较罕见的。省政协主席这个职务,传统上都由本地重量级官员当选,跨省的现象并不多见。以安徽为例,此前多任政协主席要么长期在安徽任职,要么既是安徽人又长期在安徽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如果一个纯粹的“外地人”当选了省政协主席,对本地政坛想必会有所触动。但也不必大惊小怪,以后这可能会成为“正常现象”。 不光是政协主席,副省长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跨省或空降现象。贵州省近日任命了三位副省长,都不是本地官员,陶长海来自重庆,蒲波来自四川,魏国楠来自内蒙古。广西自治区任命的三位副主席,同样也都不是本地人或本地官员。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云南、内蒙等多个地方。原本以本地资深官员占据多数的副省长职位,出现了频繁的异地调任,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与这种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今年出现的“打虎”新动向,即副省长落马的节奏“提速”了。今年一月份还没过完,中央纪委打掉的三只老虎全都是副省长。如果加上去年底落马的辽宁副省长刘强和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则意味着近期“五虎将”全都是在任或原任副省长。这个现象会是偶然的吗?很难说。 十八大以来,在副省长位置上落马的官员,一共有三十多人。从时间分布看,2014年落马最多,大概是七个。从地域看,安徽省“拔得头筹”,共有四位副省长落马。虽然中央纪委也时不常密集打虎,但像今年1月份这样出现多名副省长被审查的,此前几乎没有过。 在地方政坛上,副省长属于并不十分抢镜、但又握有实权的人物,而且多数都是本地宿将。梳理那些落马副省长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从本地基层起步,曾经担任地级市的党政主官,或者在省属国企当过一把手,或者两种履历皆备。能够完成从正厅级到副省级这关键的一跃,而且得以身居实职岗位,要么是因为本人具备一定的资历和才干,要么拥有相对雄厚的人脉资源。他们在晋升之后,不仅分管着各自不同的领域,同时在原任职地区或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说话很有分量。2017年年初落马的甘肃副省长虞海燕,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不是甘肃人,但主要从政经历都在甘肃,先是担任酒泉钢铁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后来又调任兰州市委书记。在市委书记任上,他开始大肆培植私人势力,大搞团团伙伙,很多酒钢的亲信都被他安插在兰州市的核心部门和核心岗位上。中央纪委的通报就直指,虞海燕严重损害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2016年落马的安徽副省长陈树隆,也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标本。在当地政界和民间,他都被视为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头上有两顶耀眼的光环,一是“最懂证券的副省长”、一是“安徽股神”。在进入地方任职之前,他一直是安徽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一手打造了国元证券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在合肥副市长的任上短暂过渡之后,他踏入重镇芜湖,在那里深耕八年之久,最终晋升副省级。陈树隆落马之后,中央纪委对他的审查通报格外严厉,痛斥他毫无政治信仰、毫无道德底线,“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尤其直指他“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在官方通报中,“攀附”这个词用在某个人身上,往往说明政治问题很严重。如果套用古诗词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曾经“手可摘星辰”。一方面根基深厚,另一方面有通天之术,这样的副省长拥有怎样的政治能量,也就可想而知。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副省长,绝大多数都是树大根深的“本土政治精英”。长期在一地任职,门生故吏旧交盘根错节,由此形成了极度板结的政治土壤。这些副省长虽然可能不是省级常委,但相对于那些经常流动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势力更为雄厚而隐蔽,往往更难撼动。有人说,宁可得罪省长,也不能得罪副省长,根本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一旦你被“铁打的营盘”视为异类,可能将再无存身之地。如此一来,地方上的政治土围子势必越来越固化并呈现层层叠叠之势。他们相互渗透又相互挤压,由此形成了地域政治的“复杂”态势。有的地方官场让人看不透,原因也多在这里。 近年落马的多位副省长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在省属国企长期担任一把手。比如陈树隆之于国元证券,虞海燕之于酒泉钢铁,刘强之于抚顺石化,季缃绮之于鲁商集团,李贻煌之于江西铜业。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到党政机关任职,是过去的一个惯例,有的省属国企一把手本身就是所在地市的常委。往好里说,这些干部多数都有经济工作经验,重用他们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说有什么隐患,那就是可能把一言堂作风和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坛。在这方面有所警惕和防范,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多年,这样的任用方式不正常,对领导干部修身齐家也不利。新近落马的陕西副省长冯新柱,是个很难找到劣迹的人。不仅在网上难觅非议,就连消息灵通的本地媒体也没有挖出什么名堂。看起来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在铜川任职时间过长。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他在铜川一干就是十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实现铜川的转型,想把铜川打造成西安的“后花园”。在地方官场上,“脚踩西瓜皮”的干部很难出政绩,但对地域政治生态的影响也较小,最怕的就是这种“江流石不转”的人物,他们容易形成权威,但更容易被唯我独尊的幻觉惯出毛病。别的不说,光是逢年过节的那些贡奉,攒起来就够判个十年八年的。 副省长被高光“点亮”,可以理解为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推向纵深”。所谓政治精英的“本土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话语,而地域政治的潜规则将会一步步被瓦解。那些隐蔽的,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些固化的,会被一举撬得酥软。作为领导干部,最应该放弃的就是“地盘”思路,否则就难免被“秒杀”。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洗牌,但同时,它也是对地域政治生态的深层再造。只有适应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参与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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